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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

  • 日期:2020-01-16 19:10:20
  • 来源:互联网
  • 编辑: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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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1)

十字路口的奥克瑞

这个世界上不乏忠贞如珀涅罗珀的作家,他们是艺术的浩瀚星河中某座孤悬小岛上的长驻军,致力于短篇小说的构制,而不事长篇的写作。从契诃夫到鲁迅,从博尔赫斯到卡佛,再到新晋的诺奖得主门罗,这份埃柯笔下无限的清单,导向的是不可遏制的书写诱惑和欲望,它揭示了人类对简洁、瞬间与戛然而止的偏好。而那些以长篇闻世的作家,往往不能抵御短篇撩拨人心的暗示,施展出一种惊人的平衡术,游走于短篇所不可或缺的顿悟、决断力与丰沛而敏感的心性以及长篇在亟需耐心、统驭力与大巧若拙的设计之间。长短之隔,不仅显现为技巧手法的殊异,更在于美学范式的迁移。因之,小说家的越界尝试在拓展写作疆域的同时,也承受着趣味裂变所带来的风险。而我们,悠闲的读者,苛刻的评论家,则可藉由短篇一窥作家的天赋、估量他的水准线,他的长篇,那些挥洒的浓墨,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秘密—他诉诸纸页的言说所蕴藉的炽热和亮度,以及他的想象力可能达致的极限。

本·奥克瑞的书写轨迹似乎便遵循着这种隐秘的召唤。1986年,在相继出版《花与影》《内部景观》等两部长篇小说并赢得了小范围的声誉之后,奥克瑞推出了短篇小说集《圣地事件》次年,奥克瑞凭借此作将英联邦作家奖(组别)《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他也随之声名鹊起。作为新世代的尼日利亚作家,他传承了图图奥拉、阿契贝与索因卡的衣钵,英语文学中的传统再次被照亮。

的往昔和现实交织成一个空蒙恍惚的谜团,它是丰裕的馈赠,也像扰乱心智的幻象,暗流涌动,波诡云谲。小说家羡艳这样的宏富,为其诱惑,迈步入内,却发现立于出口的是一道窄门。他置身其间的情境紧张而满含讽喻,是经验在凝视他,继而步步紧逼,迫使他做出姿态性的表述。小说家对经验的审视、检省乃至融炼,消失于种族焦虑、殖民归罪和历史阴霾之中,他必须抑止情思、收拢目光。假如他未及就肤色、宗主国、殖民惨史、新文化霸权抒之以慨然痛切,便兀自触摸生活、感知日常、叙写的日月星辰,那么迎候他的将是后殖民的刀斧手们早已编就的罗网,内中横列着他的隐遁、失察与作为被奴役者令人痛心的殖民无意识。论者的谴责与非难,都属于非的训谕,却具有强力禁制难以蕴藉的效力,小说家必须先在凄苦的历史叙事和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裁断之前宣誓且署名,才获准进入他的应许之地—似水流年和隐于其后的凡俗世界。去政治化的政治”业已成为众矢之的,匆匆忙忙的学者们开启了另一轮再政治化的绑架”

奥克瑞的困境也许就在于,身处一种界域分明的语境之中,呈现什么远比如何呈现显得重要。最终,两者的缠斗简化为我们熟悉的情境—小说家不得不在历史的单向纵深和浮浅的高妙技巧间作出抉择。类似的草率化约阻断了小说家通往复杂性的路径,生活的褶皱被汹涌的敌意所淹没,代之以暴烈干涩的直白,他退守到一间姿势僵化的无菌病房里,那里有经过调试的可靠现实人事皆一目了然,更有良知、道义、赤诚诸美誉来补偿他对美学的背叛。为了跳脱出这个陷溺了无数天才的泥淖,奥克瑞诉诸传统的魔力,它依然葆有时间赋予的神秘与尊崇,而在挑剔的学者那里,传统是西方现代性的他者,作为异质文明的源生能量,野性、仪式、幻术,凡此种种,都将使启蒙神话的叙事支离破碎。十字路口的奥克瑞,正是借道传统,方得以迂回潜入现实。《圣地事件》收录的八部短制,半数篇章漂浮着传统的暗云,碎影斑驳,诡魅非常。经验润泽了奥克瑞的全副感官,它们交绕汇流成不可名状的情绪自笔端漫溢纸上,点染了昏沉的人物、破碎的琐事,一片雾气氤氲中,时间、事件、意志、理智、执念纷纷然地失去重心,明晰的叙事、那个言语原本所能照亮的灼灼世界忽的不知所终。譬如同名短篇《圣地事件》中的安德森,先是不巧丢了工作,又逢霉运临门,大腿为两根锈钉所伤,安德森既然失业无所定,嗣后更因疗治病创一文不名,苦心维系的卑微生活竟至瘫痪,去乡多日的他便决意重返故里,探亲访友之外,多少有些在滋养生命的原乡完成自我疗养与救赎的憧憬。一路颠簸,偶有变故,安德森的返乡旅程大抵顺遂,小说行进至此,色调青灰偏暖,却未至于朦胧不辨。

变化始于雕像这一节,安德森自中苏醒,村中类似祭司与先知的角色将他拖曳进入了一场净身典礼,安德森的魂魄好似中邪的傀儡,任人牵引—她打开第二扇门,试着打开第三扇门,但没能打开…安德森终于走进门里—但他失去了知觉领受了教诲的安德森重拾入城的行囊,诸如食人兽之类的幻觉仍试图袭扰他的心志,但涤除了灵魂杂质的安德森好似有了避身所,当它们终于融入滚滚热浪时,安德森结束了生命中一段新的质朴经历,继续自己的旅程这样的故事,寓意大约是有,但若力证其实,便失却了风味。内中的《差异》《假面舞会》与《一段秘史》皆是这一脉的意绪,不是不可解,而是怕强作解人,或是长篇宏论、巨细靡遗,有了逻辑的自洽,却少了介于不明就里与纤毫毕现之间的那一层婉曲微妙。本雅明的灵晕似不能涵括奥克瑞鬼魅也似的舞步,它们凛凛地透着奥尔所谓的妖氛。

如果说上述篇什是奥克瑞以云中人的视角透视今昔,旋即低空掠过大陆的在地书写,那么在另外一些时刻,他真正地进入了,进入了他熟悉的尼日利亚。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之外,在那块似乎被战争、饥饿、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大陆之外,还有一个,一个一样在世俗中起落的,这些劳作不息的生灵与我们同在晨光熹微中沐浴现代生活的恩泽,落日余晖下,他们也为荒原中的分裂感所折磨。

奥克瑞致力于重塑日常意义上的尼日利亚,人们首先必须与内心的欲望达成妥协,才能维持生活的平衡,由此生发出物性的恒常。疲倦,厌恶,虚无,甚至恶心,那些恒常赋予我们的心理症候,同样如影子般尾随着《聚合的城市》里的阿高迪和《歪曲的祷辞》中的萨巴叔叔。只有战争才能中断这出漫长的独幕剧,而一旦最初的毁灭与震颤退去,战乱频仍成为一种常态,惊恐为渐次展开的诸般俗务消解,时间安抚了敏感的心性,则战争也不过是一味辛辣的佐料,就像身处尼日利亚内战中的人们依然在《桥下的笑声》里葆有好奇,依然伴着尸体尽兴起舞,就像叙事者隔着层层迷雾的追忆,我记得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我却不知道美在何处。警笛长鸣,消防车呼啸而过,仿佛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正在举办一场疯狂的盛宴

唯有暴力蕴涵绝对的否定性能量,它在任何时候都能把人拖入悚栗的深渊。尤让我们心惊的是普通人无来由的恶,战前憨直的农民之子一换上军装,便倚仗手中的步枪施展暴力。枪托抡起,继而落在我的头上,一个十岁的男孩,仅仅因为他过于奢侈地接受了小学教育,便成为民族猜忌与阶层对峙的宣泄对象,男孩的伤口,鲜血滴落,尼日利亚的伤口,又有谁能弥合?《桥下的笑声》意趣并不在此,但庸众的暴力塑就的那一片阴霾却挥之不去。

奥克瑞囤积的想象力和堪与比肩的反讽技艺在篇幅最长的《售梦人的八月》中以舒缓的节奏翩然释放。顾名思义,阿杰卡诺·乔酷嗜记录梦境,他开设有诸如让生活掉进钱眼里与宇宙力量之类的函授课程,同时撰写清新可读的励志小册子贩与街民以勉力维持生计。小说中的故事碎散无边,大多是场面的速写,依傍机敏俏皮的对话自然绵延,即使旁涉幻境,也是顺意而下,不显生涩。有些短篇小说,处心积虑地向某种寓意靠拢,奥克瑞避开了这种讨巧的手法,他撷取的生活景致,很难说内里有什么必然的牵连,但在他的统摄调度下,了无人工撮合的痕迹,无论是老友轰炸机向乔借屋偷欢,还是乔趁醉撩拨莎拉终而得逞,抑或他因某次而求方于江湖游医,都流露出别致的况味。

2011年,奥克瑞在接受《国家》杂志专访时,尝言我成长于斯的传统中展现了现实的各种维度:传奇、神话、祖先、灵魂以及死亡…凡此种种,促使我深思:何为现实?现实之于个体,不尽相同。每一种现实都需要一种言说方式。我们一厢情愿地将世界视为理智而精确的存在,毫不费力地将之尽收眼底,然而从生活中喷涌而出的意外使我们幡然顿悟,在生活的肌理之外,仍有万般生机。生命之流绵延,神秘之物翩跹,我为之倾倒而迷醉。芸芸众生,以己之情,以千秋之世,观照现实。红尘之中,现实难有定数,无人能得以豁免”《圣地事件》中的安德森,得从那张令人敬畏、极富雕像师特征的脸上减去七年的光阴,才能认出自己的叔叔”而我们,得将现实的虚肿矫饰翦除剔净,再搁几块嶙峋的怪石,添上昨夜星痕的隐秘光环,才能辨识出奥克瑞的真意。

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2)

的阿契贝:一只祭祀用的蛋

从前有一个巫师,他住在,为了求取一盏灯,他去了中国。

我们拣起的是一枚不起眼的钥匙,打开的却是一扇宏阔的大门。在短篇小说集《一只祭祀用的蛋》里,《恰克上学记》的体量微不足道,但它却蕴藏着阿契贝一整个短篇小说世界的秘密,它是太初的,它是浓缩的寓言,它是与可能性的相遇,它是对懵懂时代吉光片羽的召唤,它是把人生的原初凝缩在一片氤氲中,而最终,它是一只预言用的蛋。这支博尔赫斯式的摇篮曲,有异教徒的另类生活,有改宗者的叛变,有卦师的古老秘术,有现代世界的匆匆入侵,有假手文字咒符而成的逃离,凡此种种不可捉摸的物事,不过是一个七岁男孩周遭的日常,为我们陌生、讶异而惶惑的,是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尼日利亚伊博族的子民仍在经受的点点滴滴。

在传统尚未弃守的时刻,现代性早已携着席卷万有的飓风荡涤了小恰克的全副感官,这头利维坦吞噬了历史,吞噬了纵深感,吞噬了世界的立体可触,吞噬了我们的敏锐与纤毫可感的神经,吞噬了杂音、抗议、异议、尖锐与不服从,我们或者躬逢其盛,或者在想象中酝酿一场通往远方的奔袭,就像恰克根据巫师的旅程编就的一曲小调—这是一首无意义的歌,里面揉进了‘长春花’和‘大马士革’之类的词。这首歌就像一扇窗子,透过它,恰克看到了远方那个陌生而神奇的新世界。恰克乐在其中。小说就在此处戛然而止,一场有关他者与乌托邦的遐想,由于时代的切近、语言的相隔和地缘的分离,很难说这个博氏的典型结尾受到了博尔赫斯本人的影响,是孕育了它们,他是的博尔赫斯,不,他是的钦努阿·阿契贝。

伊博族聚居区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常年温热多雨,阿契贝生长于斯,经年受此润泽。而在另一片大陆上,相同的纬度与气候激发的灵感也启发了一个世代的作家,两者都在小说里注入了永不枯竭的丰沛情感,它足以冲走凡俗生活中的琐碎、慵懒与乏味,那种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疲劳与倦怠销声匿迹,小说仿佛经由某类特殊的介质而净化,丝毫未减其活力,反有勃勃的生机兴焉。在阿契贝的笔下,我读出了博尔赫斯的兴味,也辨认出马尔克斯的气味,而巴尔加斯·略萨的浓情与摇曳,同样依稀可辨。譬如《婚姻是私事》无与伦收尾,他倚在窗边凝神眺望,只见空中乌云翻滚,疾风大作,满眼都是飞舞的尘埃和干枯的树叶…连大自然都来插手人世间的纷争,这番景象可谓千载难逢。转眼间,豪雨如注,这是一年中的第一场雨。…当晚,老人几乎彻夜未眠,懊悔和隐隐约约的恐惧令他心绪难安。他害怕自己还没对两个孩子做出补偿就先死去极致的寓言化,万物有灵的世界,理性与逻辑的缄默,悖谬不和的情感在胸腔内惨烈厮杀,叙述却始终以田园牧歌的调子推进,阿契贝,不仅是现代文学之父,也是拉美文学的同路人。

阿契贝的文学之路远非一帆风顺,作《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的出版更是一波三折,其手稿不入法眼,未蒙审读,几入纸篓,沦为废屑。即便如海涅曼出版公司这样的老牌纯文学出版商,也疑虑再三,因为前此并无所谓文学”的概念,最后延请了伦敦政经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唐·麦克雷,此君久居,不乏在地经验,他卓越的眼光没有辜负海涅曼的信任,评读报告言简意赅—战后最佳小说”时为1958年。观诸阿契贝的短篇写作,英式幽默的冷然与尖利在此可见,即便予他一项讽刺家”的称谓,也并非过誉。只不过,作为文学技艺的讽刺”将使他自外于苦难,成为尼日利亚殖民史与焦灼现状的局外人;而作为艺术自觉的讽刺”将使他重返现场,以批评性的介入,葆有审慎的姿态,不为政治正确所累。集子中《疯子》《阿奎基》《恰克上学记》诸篇,都对巫医、卦师这类部落文明时期的神秘术士有着绘声绘色的描写,陷入不明病症中的少女阿奎基生死未卜,们礼聘的巫医妙想不断,有一位嘱咐务必寻到一棵藤蔓绕躯的棕榈树,而后斩断藤蔓以驱除纠缠阿奎基的神灵,真是医者,意也”的黑色版本,阿契贝的笔触平实而不着情意,却有着拿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作药引的荒诞。

恰如评论家王来雨所言,钦努阿·阿契贝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衰颓的过程,而不是这一文化与道德好与坏的问题。无论好坏,钦努阿·阿契贝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浸透着这一文化的残余因子,成为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随处可见的部落神话、歌谣、谚语。阿契贝的态度固然有些暧昧不明,但他绝不是折衷主义者,那些费尽口舌企图调停激进与保守之争的中庸之士,大部分时间像是什么都没有说,此亦可彼亦可的论调让人昏昏欲睡,这是一种伪装成理智的愚蠢。而阿契贝不含个人视角的速写,则毋宁说是一种审美性的悬停,世间的悲喜纷扰,本色自现,真正哀婉的,当会令人垂泪,自相抵牾的,也掩不住破绽,虚张声势的自得,哪里抵得住诸位恳切的凝视?仿佛哑然不语的阿契贝,满含着对昔日风物礼习的尊崇,但傲然的民族本能没有遮蔽他的双目,他必须负责记录一切。《选民》一篇,以政治讽喻的框架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内心挣扎。初来乍到的民主政治水土不服,权势者只手遮天,将选举制度玩弄于股掌之间,饶是如此,生养他的故土族民仍予其一种基于族群尊荣的偏袒,这孩子是好样的,不像石臼碾子,一见着吃的就六亲不认而事实上,这位生活豪奢的长,施予家乡的恩惠不过是象征性地将其新居命名为乌姆奥菲亚大厦以及双倍的选票贿选费。善意的传统,淳朴的居民,对于资本逻辑的抵抗,在阿契贝反讽意味十足的注目礼下,一切坚固的东西、一切田园诗般的虚构都消失了。

一直以来,中国当代作家都饱受此种诟病:他们回避现实,或者说,无力呈现现实。随着与等新型社交媒体的崛起,时政民生新闻的传播速率与辐射广度呈现几何式的跃升,小说家已无力对抗世界的平面化,小说本身也遭遇重大的危机,尤其是写实主义叙事,就其广度而言,在密集的信息流前已是力不能支,关涉深度的一端,则面临精确择取与文学化处理的。揆诸实践,几位成名作家的涉险都不甚理想,余华的《第七天》更是被评论家张定浩称为匆匆忙忙地代表中国时政段子的汇总无力书写这个的时代的诡变与不义。相形之下,阿契贝的写作堪为干涉现实的典范,对于如何以点及面地透视生活不无裨益。毕竟,重要的不再是作家是否有义务反映现实,而是如何反映现实。

以《一报还一报》为例,短短二十九页的篇幅,所归指的话题可谓夺人眼球:教育公平、贫富差距、阶级位差、政治倾轧、保姆虐童、理想主义的受挫。阿契贝的处理确是举重若轻,将触目的字眼都融入张力十足的故事。出于财政状况的捉襟见肘,尼日利亚政府废除了施行不足半年的免费教育计划,十岁的小姑娘维罗妮卡因此辍学,来到部长秘书埃米奈基先生的家里充任孩子的保姆,天真的维罗妮卡将秘书的客套话当成了许诺,一心渴望有朝一日重返学校,时日渐久,她无力承受这种念想的撕咬,为小主人灌下了一瓶红墨水,以为经此便可以撂下担子遂愿。形形的人物交织出场,各自发声,无所顾忌,毕露,冠冕堂皇者,地位卑微者,上流社会的女权主义者,众声喧哗,此起彼伏,光怪陆离的社会风貌勾连得栩栩如生。

有一项意味深长的物件贯穿了整部集子,五镑,对于《选民》里的鲁弗,足以使他反水将选票投给己所效忠政客的对手,对于埃米奈基太太,不过是某次购物花销的一小部分,对于维罗妮卡,却是辛劳一年的酬报,对于《战地姑娘》里的恩万柯沃,是一夜风流的部分代价。无疑的,阿契贝想一点,传统之后,尼日利亚与其他世俗世界了同一则信条,钱主宰了一切,包括灵魂,悖谬的是,我们回不去了,因为传统的面目可憎同样显而易见。

阿契贝是不幸的,他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比夫拉战争,目睹自己的民族坠入地狱;阿契贝是幸运的,他与图图奥拉、索因卡,以及奥克瑞、托普·弗拉瑞等后辈作家一起为尼日利亚文学赢得了显赫的国际声望。他践履了小说家应许的使命,从庞杂的义愤中抽身而出,从不屈服于无望的现实,为沙哑的时代绘就了一幅传神的画像,如同我们可以从狄更斯那里了解19世纪的英国,从钦努阿·阿契贝那里,我们得以进入20世纪的尼日利亚。

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3)

说吧,记忆

1968年,整个世界摇摇欲坠。红色,鲜亮的红色灼人眼球,迷乱了一整个世代,旧时代眼看就要与它的守夜人一同化为烟尘被扫入的墓穴之中。这一年,莫迪亚诺初入文坛,交出一部《星形广场》好似一枚山石落入暴雨骤至的湖水之间,当世界正喧嚣的时候,它潜静无所闻,呼吸自如,历史的暗道里就此蹲伏了一个低吟的歌者。

时代的风潮之下,莫迪亚诺书写着一纸的不合时宜。透过进步号列车的车窗,我们看到一个将脖颈与神色埋入衣领的独行者,他步履沉缓,若有所思。缄默的先生自远方而来,穿过时间的幽林,心中有旧时的人物风华,有关记忆,他有太多的欲言又止。每一个年代都有对它恋恋不舍的痴情人,往昔的各个时时召唤着深情,召唤着回眸,召唤着凝视,莫迪亚诺,巴黎的孩子,夜行人、漫游者,怎经得起这样的蛊惑?

他选择成为一名时光的测绘师,在纸上重构过往的兴荣与哀伤。这门古老的技艺倾注着历代杰出心灵的精魂,法兰西的冒牌贵族巴尔扎克偏好为形形的人物画下素描,约克纳帕塔法镇的心理分析师福克纳甚至不愿放过昆汀的意识,从爱尔兰出走的落魄青年乔伊斯则用一场阴郁的大雪祭奠瘫痪的都柏林,如同鲁迅多次在笔下折返绍兴,召唤出一个个罹患失心症的边缘人诅咒故乡,而苏童,则藉晚近中国的一个个世俗传奇,在纯然的欲望中,歌吟他的枫杨树乡,他的香椿树街。莫迪亚诺脱胎自这一丰沛的传统,但他的技法恍恍惚惚,暗影重重,自有异于既往经验的妙趣。他的城市没有昼夜之分,捉摸不透的时间像一团迷雾被揽入掌心,每一次落笔,都是为建筑与街道的群像和人群中扑朔不明的面孔着色,每一次笔尖的触动,都是在早先绘就的底版上缅怀无可追溯的光影,恰似涟漪一圈圈荡开,山色的倒影渐次清晰。

莫迪亚诺是巴黎忠实的情人,偶尔他也会置景于恬静的小城,但它们好似巴黎的孪生兄弟,脾性大类。有尖刻的批评家嘲弄莫迪亚诺,他似乎一直在写同一部小说瞧!这个莫迪亚诺!他的世界似乎被1940年代施了魔咒,几个各怀心事的隐形青年,无论是逡巡于1944年的星形广场,还是出席1955年花园官邸的社交宴饮,抑或在1968年的秋日清晨远眺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景,时间都仿若沉淀了下来,凝结成一种情绪,一片氤氲,弥散开去,把布景涂染得阴郁沉缓,将你的心带入一间暗室,静听呼吸。匿名而冷漠的父亲、可疑的人生导师、如风而来却不知所终的心上人悉数登场,年轻人周旋于王权时代的旧式交游之间,公爵、投机商、贵族、矿业巨子、血统纯正的皇室弃人、演员、滑雪健将如过江之鲫,在一方无人过问的世外天地里兀自上演泛黄的戏码,名士或伪士,竞相争逐。年轻人的天空一无所着,偶或入世,往往进入色调更为晦暗的地下世界,私家侦探、双重间谍、军火交易与游走在法律和道德边界的种种勾当,它们慢慢地吞噬着青年心底的暖意。你总会在午夜巴黎的环形大道看着老款道奇载着无声的男女往远方退走,正如同在这个永远停滞的梦里,总有人忽焉而来,总有人匆匆而去。

维克多·克马拉开始回忆《凄凉别墅》里的故事时,甚至已不起依沃娜的姓,他依稀觉察到时间像颜色变幻不定的水蒸汽,忽而淡绿色,忽而带有轻度粉红的蓝色,它笼罩了世间的一切事物。是水蒸汽吗?不,是一方不可能撕破的隔音的薄纱,透过它,我看见了依沃娜和曼特,但我再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十八岁,一个慷慨地收纳着各种可能性的生命节点,出于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神经质般的恐惧,克马拉出走巴黎,行转到上萨瓦省的某个矿泉疗养区,一座与时代风尚无甚关联的老派小城。勒内·曼特,本地抵抗英雄之子,骨科医生,者,参与了隐秘的灰色交易,受人胁制,像一位优雅寡言的,幻想能从宿命中脱身。依沃娜,演员,前途未卜,财政状况良好得不能不令人起疑心,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虚华,但她不时流露的纯真与迷人笑靥仍能打消我们的疑虑。一副棋局渐渐展开,两人对弈,隐者旁观,过客如云。

如我们所料,没有什么动人心魄,没有什么百转千回。古典式的相遇,无来由的爱情,不问过往的欲望。克马拉与依沃娜挪开步子,在水流般的轻快日子里慢舞,曼特笑意盈盈,甘做情爱的守护人。他们都陷溺在旧时光里,从寻常现代生活的窒息中抽身而出,向帝国秩序尚未崩塌前的贵族欧洲借了一段好日子,寄身其中,浑然不知世变,仿佛尊崇与荣光重新降临。无论是自负的滑雪冠军昂德利克斯,饶富童心的老年情侣雅吉和图娜特,谦逊自持的经理布里,还是不具名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老板,个个如避世湖边的云中人,如果延请谙于写实风致的画师,为人物造像,为小城留景,那这幅1962年的画卷竟好似重绘了半个世纪前的魅影。

莫迪亚诺忠实于一则信条:时间是可以被塑形的,你以为无可言表的感知都贮存在某个角落里,一处或许明亮,或许幽暗的空间。时间的那一端是无尽的记忆,这一刻则是残余的灰烬,回忆的变体,往昔的私生子,历史的遗迹,逝去岁月的。偏执的时间诗学也赋予了《凄凉别墅》一层别异的光晕,它不是肉感的叙事,没有将身世与性格娓娓道来、和盘托出的丰满人物,也不以步步紧逼、应接不暇的情节线条缠绕读者,它自诡秘静怡始,以扪心哀恸终,缭绕其间的是不可捕捉的氛围。即便有什么真真切切的故事,也好似一团雾气,外衬紧致,内里早被纷纭的情绪瓦解。譬如颇费笔墨的选美比赛乌丽冈”俨然滨湖小城的盛事,莫迪亚诺的笔触也应和着这一番人为的躁动,细节一丝不苟,情绪铺垫有方,就连依沃娜,也加入了世俗的欢宴—她辗转不安,难以入睡。她像学校里庆祝节日时在登台前直想哭的小姑娘”然而渐渐地,我们识出了破绽,这似乎不像通常可见的选美赛事那般浮华喧闹,评委们异乎寻常的平静,歇斯底里的嘉年华气氛也无处可觅。它更像是一场仪式,一场祭典,很难说有谁是冲着此类赛事惯常能够招致的声名与虚荣而来,当然,除了忐忑不安的依沃娜。由之,莫迪亚诺有意铺就的陈词滥调便具有了反讽的真味,在对旧有的风度与睿智的集体追忆中,有人泄露了自己的欲念,裸地向虚妄献上谄媚。之前那些不厌其烦的叙写瞬间化为烟尘,故事消失了,却多了一份怅惘。

无论是《凄凉别墅》还是莫迪亚诺的其他作品,都泛着精确的模糊性”的光芒。他迷恋地名,街道、广场、码头、住宅、会所、公路,无不以其精准的地理方位闪现在小说中,右边,有一大片连在一起的白色建筑,那是卡西诺俱乐部。这条林荫大道沿着湖边向前延伸,在它向右边弯进去地地方,可以看见一扇白木栅栏门,那就是斯波尔亭运动场的入口。在阿尔比尼林荫大道的另一边,与斯波尔亭运动场一样高的地方是卡拉巴塞尔林荫道”也许,莫迪亚诺的初衷是勾勒一幅立体可感的城市画景,可是对于异域读者,对于巴黎的陌生人,对于那些涉及地形脉络时从来就不甚了然的迷路者,这位耐心称职的向导反倒将我们引向了一片。我们迷失在巴黎,迷失在上萨瓦省,迷失在。

佩里·安德森对欧洲小说作出过一个大体可观的判断,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等小说家笔下那些令人难忘的主人公现在几乎绝迹。但是就整体来说,即使是布尔乔亚如波德莱尔或是、易卜生或是兰波、格罗斯或是布莱希特,甚至是萨特或是奥哈拉,都清楚布尔乔亚已经成为历史遗迹”而莫迪亚诺,在他梦境中的巴黎,不仅邀请了老派的布尔乔亚,也让有着更深乡愁的遗老贵族们梦回旧都。但梦中也有哭泣人,有多少的向往,就有多少的逃亡,不适者必须为追梦人腾出空间。《凄凉别墅》的尾声,我们目睹了三种逃离”勒内·曼特以自杀了断惶惶,克马拉为避嫌疑欲携着依沃娜远赴北美,而依沃娜却对克马拉讲述的梦露传奇将信将疑,最终,她挽起了昂德利克斯的胳膊。

曼特是决绝彻然的逃遁,克马拉从众人编织的幻境中离去,而依沃娜则挥别人生直观可感的向度,义无反顾地滑向回忆的深渊。两人的爱情是琐碎的传奇,却也止于此,而曼特,在那个尚被视为禁忌的时代,只能孤独地品味葡萄酒的苦涩。要说《凄凉别墅》在我们的头脑里留下了什么真理,那是夸大其词,它只是浅吟低回,它只是煽动了一下翅膀的蝴蝶,而在我们生命的彼岸,却有风暴骤起,记忆袭来。

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4)

假如保罗•奥斯特成为讽刺家

威廉·如果读完《梦想继承人》的序曲,肯定会大吃一惊,继而迷惑不解,这个与他同姓的英国后生以一种他全然陌生的方式摆弄起叙事的魔方。即使与同时代的英国作家相比,尼古拉斯·为自己的这本小说拟就的开篇乐章也显得与众不同。一个匿名的他始终背对我们,面目不清,无声无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整个自然开动火力向他袭来,炽烈骄阳、昼夜温差、野狼秃鹰、孤壁险滩无不炙烤折磨着他的肉体,接踵而至的回忆、幻觉、虚影更是蹂躏着他的感官与精神,他行走在炼狱的边缘,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弃在荒原之上,只为寻求隐秘的财富—铁矿。若不是早已借章名交代了他之所在,这起首浓郁荒凉的西部风情,真叫人疑心是在为西进运动中的某位孤胆冒险家作传立言。

诸位,有多久没读到妙语连珠的英式讽刺小说了?今日,在中国大陆备受追捧的英国当代作家行列中,很少有人以讽刺家的雅称名世,无论是伊恩·麦克尤恩、珍妮特·温特森还是石黑一雄,他们的写作多显露出个人化的色彩,而较少受惠于某种大传统,哦,除了那位睿智的伯明翰教授,戴维·英伦三岛湿润多雨,雨水让人忧伤怠惰,潮乎乎的空气也软化了恶意与愤怒,撒克逊人在一片雾气氤氲中培植出某种涵养,即使怒发冲冠,那顶黑得发亮的绅士帽也会适时地将锋芒收拢。英国人不是没有原则,也不贫于情感,他们只是更愿意做克制的观察者,目光尖锐,洞烛幽微,当他们出声或落笔的时候,却是一纸的刀光剑影。他们不满足于刺破生活的表象/假象,而是直入内里,在冷峻的凝视中,借着不动声色的三言两语,便拆穿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把戏,一眼望去,满地的支离破碎和荒诞不经。英国人惯于沉潜内敛,扯开嗓子的詈骂固然快意恩仇,可哪比得上辣味十足、让人一时语塞的暗中嘲讽呢?

以一个不那么英国的篇章开场,随后笔锋一转,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里,他像他的前辈伊夫林·沃、金斯利·艾米斯和格林厄姆·格林那样写作,才情过人,口吐莲花,笔端毫无滞涩之感,场面调控得当而不露匠气,一路读下来,水银泻地、酣畅淋漓,我们把自己的诸种情感都调动了一遍,故事的各条线索也初露峥嵘、渐成合力。最让人欢喜的是蕴藏其中的喜剧能量,它不是插科打诨和语言层面的谐音、双关、机灵话,也没有落入弄巧成拙、阴差阳错之类闹剧、滑稽剧式的窠臼,它是一种浅色调的幽默,从日常中抽绎出富于张力的戏剧架构,不匆匆忙忙地诉诸夸张变形等技巧,也不袭用旧有的原型套路,而是遵循生活的本真逻辑,让它的矛与它的盾短兵相接。

我们刚认识安迪·拉克汉姆的时候,他正要去参加恩师弗尼瓦尔的葬礼。眼下,安迪的日子并不好过,账单、传票堆成小山,信用卡又被冻结,及时行乐”出版社的老板古德曼刚否决了他的涨薪要求,这位以只手之力将专事出版励志自助类书籍的及时行乐”经营得红红火火的中年壮汉近来对安迪颇有微词,《情人户外宝典》的校稿工作迟迟不见进展,安迪又三天两头迟到。一切看起来都糟透了,可祸不单行,安迪聊以自慰的恋情又岌岌可危,他却浑然不觉。

如此潦倒,这般萧条,奇怪的是,安迪疲惫不堪的日子可能让读者略感困顿、不安,却没有从我们心中催生出一种绝望感,这也许就是英国讽刺小说的精妙之所在。它不惮对挣扎在生活旋涡中的小人物加以嘲弄,有意地让灰白的现实黑色幽默化,有时候,灰头土脸的落魄人物左手受爱情的羁绊,右脚身陷工作的泥淖,古怪的亲又拎起他的双耳,狼狈如斯,我们仍能从四分五裂中体会出平衡,不致对生活失去信任。雷蒙德·钱德勒冷硬却备感失落,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在英国人那里,事情可能会乐观得多,死去就是告别一会会”经验主义的哲学路径让英国人很难与日耳曼人同享智的沉吟辩证,而人存在主义的虚空幻灭同样水土不服,英国人用自嘲与反讽削弱生活的庄严,为的是卸掉人生行旅中的赘物与牵绊,换眼前一片光风霁月。

马根蒂立下:谁参加他的葬礼,谁就平分他的遗产。1700万英镑,安迪被这笔飞来横财击中,也因此牵扯进了少年者与恶棍间跨越了一个世纪、两个半球的纠葛之中。为马蒂根设置了一个讨巧的民族身份,他的背后是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亚美尼亚。我之言其讨巧”是因为亚美尼亚问题牵涉甚广,举凡政治、军事、信仰、文明冲突、大国沙文主义、弱小民族的认同危机、现代性与大,皆浓缩其中,这一议题兼具敏感性、争议性与性,随时可能激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浪。土耳其加入欧盟受阻,其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正是绊脚石之一。2005年2月,奥尔罕·帕慕克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说: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此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便官司缠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谩骂诅咒之余,不惜发出人身威胁。伊斯坦布尔竟而在2011年3月,以帕慕克的言论伤害他人爱国感情为由,对他做出有罪判决。帕慕克的遭遇并非个例,土耳其诗人纳泽姆·希克梅特与小说家阿齐兹·奈辛、艾丽芙·沙法克都曾触犯禁忌,或远走他乡,或饱受非难,亚美尼亚裔赫兰特·丁克更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而横尸街头。

小说家敢于涉猎禁区,令人鼓舞,但光凭勇气,却嫌单薄。我们已不缺一行清泪式的同情和居高临下的指摘比画,肤浅的、情绪化的道德介入不过是中产阶级舞会和餐桌上的几声长吁短叹。深入民族的心理腹地探取为寻常新闻报道所不能及的苦楚与乡愁,尝试在千头万绪的历史和棘手的现实之间为记忆寻找缓冲地带,尽可能地呈现事物的复杂面向,让淹没于汹涌情感之下的褶皱浮出水面,这个时代对小说家的统括力提出了新的。重述湮没的历史、即时的资讯,小说家干涉现实的切入点,不再仅限于此,较之小说的虚构、滞后与延缓,专业的历史学家、战地与飞泻不止的信息流在这些领域更擅胜场。我们需要一位头脑清醒的观察家,他不为大时代的宏阔叙事所惑,具有综观万有的眼力,像喜怒皆不形于色的精神分析师,替时代与人心留下可靠的诊断书。小说家的艺术敏感必须为他对现实的热忱降温,他得敏锐地发现,冷静地书写。

对亚美尼亚问题这个烫手山芋的处理可谓中规中矩,在他的通盘考量中也不乏亮点。为了躲避土耳其的种族清洗,亚美尼亚人不得不横穿叙利亚沙漠,完成一次出埃及记式的逃亡,马蒂根的祖母也参与了这次浸润于血泪中的迁徙,故国旧宅、往昔月夜就此成为一个每每被打断的梦。临终前,祖母将一小块干面包与受洗时的银手链托付给马蒂根,这两个不起眼的小物件在他的心里植下了民族意识和身份焦虑。以个体的鲜活记忆牵动家国情怀的大叙事,不付诸伤疤、耻辱、暴力、血债等仇恨话语,见微知著,把重返家园的种族愿景建诸生命经验的形塑之上。遗忘、淡漠、释然是苦难的宿敌,记忆是一丛,在它盛开之处,苦难有毒却让我们上瘾。

处理起大场面来,颇有心得,远景、特写、对时代的透视,滴水不漏。但是,他有些心急,不遗余力地对焦、取景、评述,迫不及待地指引我们返回历史现场失却了分寸和节制,他的声音褫夺了叙事者马拉尔的合法存在,仲裁者正义凛然的情绪从纸页间漫溢而出。在他的笔下,的画面清晰可辨,含义不言自明,一方是屠夫、刽子手、恶的化身,一方是羔羊、受辱者、孱弱的善良。这泾渭分明的区隔以及对屠戮的渲染恰恰令双方的脸庞变得模糊不清,亚美尼亚人在此处完全可以被替换成犹太人、吉卜赛人、卢旺达大中的图西族人和各类军事中的受害者,那么,作为细分、具象的恶,亚美尼亚人承受的戕害难道只能隐于均质、普遍的不义中吗?我们把暴戾和酷虐轻而易举地归结为奥斯维辛这一原型,回避了自省,将自己划出了问题的包围圈,只是肤浅地谈论人道主义,无视事件的真正指向,拒谈,小说带给我们一种错觉,似乎谁施与了怜悯,谁就天然地具备了道德优越性。对自己的倾向不加掩饰,但是他低估了读者的理性,急切切地想煽动起我们的激愤,邀请我们亮明立场,吊诡的是,他其实早已设置好了二元对立项,善恶判然有别,我们没有估价的权力,只是被胁迫着表态。

从讽刺小品到跨国,故事的裂变无须赘言,在这强力转身的背后,小说的叙事文体同样随之发生嬗变,随着大幅度的拉伸移位,破绽也渐渐地显露出来。熟谙各式技法,偏爱在文本中试验隐喻、象征及其他各类修辞技艺,可惜,有的时候他的意图过于明显,对符号的迷恋恰恰损伤了小说的完满与自足。马蒂根曾在小说中转述过幼蝉的成长故事,通读完全书,这个一语成谶的寓言就显得有些苍白,它像一个解谜游戏,外在于小说,漠不关心地与马蒂根起伏的人生平行,等着我们在散场后的恍然大悟与亡羊补牢的解读。但我得说,这种手法心机太甚,过犹不及。

梦想继承人像一杯古怪的鸡尾酒,偶尔,它玄奥而优雅,宛如博尔赫斯—这过目不忘的本事十分特殊而且叫人惊叹。弗莱克斯莫只消花上几秒看看河岸,便能在纸条上画出霍克斯伯里河上的所有船只;抑或是某一夜天空的星相;抑或是河岸上树木投射在地上交错纵横的影子。但这种记忆力却颇为畸形—它缺少某些元素这个鬼魂一般出没于马蒂根生命中的弗莱克斯莫,简直像是从恶棍列传中潜逃而出的化身博士。如果你想领略自由女神像的旖旎风光,又不愿错过伦敦塔的神秘风情,就请翻开这本糅合了与旧英格兰韵味的混血小说吧。

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5)

村上春树短篇小说中的中国想象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这是作家村上春树2003年1月在接受林少华先生的采访时袒露的一段成长轨迹。另据荷兰学者伊安•布鲁玛为《纽约客》撰写的人物稿所载:战前,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京都大学一位很有资质的大学生;后来被征召入伍,去中国作战。有一次,在村上春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听父亲讲过某件在中国的经历,深深为之震惊。他已经忘了具体是什么事了…但他清楚地记得那种可怕的痛苦感觉。”在回顾那段凝重的历史时,身背侵华后裔”这样一个尴尬头衔的村上表现出了可贵的诚意—作为一名读者,当我在书中读到在中国的暴行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作为一个人,那是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和丧心病狂。那是我父辈和祖辈的罪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作为全人类的一分子,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个体的家族记忆与国族的历史负荷纠缠结绕,将村上投进一张被负情绪点染的大网。自作《且听风吟》始,中国元素就在村上的作品中或轻或重地扮演着微妙复杂、难以割弃的角色。1980年,村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耐人寻味的是,篇名便直接出现了中国”—《去中国的小船》以下简称为《去》,从《且听风吟》中身份错位、宛如隐者的杰,到对中国”的整体提取,书写生涯伊始,村上便将中国记在了他那本神秘的词汇簿上。

小说的题目—《去中国的小船》开启了村上神秘而优雅的命名策略,它满含着一种剪除繁冗与累赘之后清新利落的历史感,对成长于战后的新一代人而言,它意味着之梦破碎后深沉的惆怅与不舍的留恋,而在西方读者的眼中,它毫无疑问散发着东方主义的风情,红色中国虽曾被的风暴席卷,但他们依然愿意相信低垂的帘幕后美人依旧。中国自身的失落与彷徨使其再难成为的领袖,然而文化母体历史纵深的辐射力仍绵延至今。的心早已漂向了大西洋,他们黄色的脸庞却永远诉说着久远的记忆。村上悄悄地放下了一条小船,它顺着轻缓的洋流西去,中国虽近,却总有浪儿打湿船头,使它偏离航向,离岸咫尺,却靠不了岸。

去由三个在时间上有着承续关系但各自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开篇之前,村上引用了一首旧时歌谣作为题记: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中国之近,大抵可用一艘小船的航程来衡量,可惜慢船终究势单力薄,唯有永久的租借始能接近那神秘丰饶的大陆。欲近而不得,此中的无奈与惆怅自不待言。小说以自问句式起头,值得注意的是,村上在短短四行内将其重复了两遍—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叙事者尝试着飞跃记忆的窄门,从那朦胧晦暗处寻获一丝光亮,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对于我就像是穿同样奇装异服的双胞胎”现代性最为憎恨的便是差异,单调与同质才能维持整齐划一的秩序感。文明及其许诺给我们的安稳、舒适与便捷并非是通过平等的交易转渡给我们—自我的存在感被剥夺,正名与定位变得异常艰难,以至于我”只记得那是约翰逊和帕特森争夺重量级拳击桂冠那年”于是,我”骑车来到图书馆试图通过查阅历年新闻年鉴中的体育分目来确认遇上第一个中国人的年份。

入馆前,我”在图书馆旁的鸡舍边上抽起了烟,烟灰燃尽的瞬间,对于我”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异常重要的一刻降临了—我身上毫无疑问有了什么变化发生…我在鸡舍前又吸了支烟,跨上自行车告别图书馆和鸡舍”我将此命名为突变的瞬间”回顾村上的创作历程,这是一种他非常中意且运用相当娴熟的叙事手法。它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恒久性,以相对静止抵消了世俗生活在遭遇抵抗时迸发出的强大的惯性力量。简言之,我”是在意识的岔道口而非现实力量的刺激之下选择了转轨,显然,村上相信这种难以名状的诗意力量有助于保持生活的温润与多样,以抵御那一成不变的干燥与沉闷。某种程度上,它亦可被视为一个有关中国的隐喻。虽然对于相当一部分国民而言,中国不再是能够唤起认同感的轴心体,但它仍像一座废弃的核电站,时时挑动着他们紧张的神经。中国,不啻是一种日常性”的存在,以吸烟这样一种不无轻慢的中性行为来中断由它而起的焦虑与躁动,其间的反讽竟有苦涩的滋味。

村上的确将类似的瞬间视为神迹似的生命烙印,在小学时代那青涩的印版上,我”刻下了两件事,其一有关中国人,另一件是某年夏天一个下午进行的棒球比赛…我在开足马力追逐越过中场的飞球时猛地迎头撞在了篮球架子上”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又是一句轻松诙谐、带着特有的村上式禅意的妙语,它无头无尾,来去无踪,却似乎在我”脑中投下了核子炸弹—我把这句话定格在脑海里,开始考虑我这个人的存在和我这个人必须走下去的路,考虑这种思考必然到达的一点—死。至少对我来说,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第一部分至此戛然而止,我们很难对此无动于衷。既然考虑死是不着边际的,那么为何在这散漫的思之旅”中,我”唯独记起了中国人?这是隐藏在民族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我”的自由联想受到了私人记忆的干扰,抑或是村上有意为之的唐突?我们无法揣摩村上的意图,但他并非没有机会来避开这个令人颤栗的黑暗意象,村上最终选择在情绪的低压中开始他的中国物语。

我之所以到位于港街的高地上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是因为我参加的一场模拟考试的考场设在那里。村上不愧是讲故事的个中高手,他为叙事者设置了一个伪装的答疑者的身份,在虚拟的双向互动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驱走了萦绕在字里行间的阴霾。据我猜测,我之奔赴中国人小学考试,缘起某种事务性差错,换言之,在一个因循守旧、秩序井然的世界里,我本应与其他同学一样就近考试。中国人小学是个低调的所在,默默无闻,仅有的探得的关于它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便是它与学校有30分钟电车之距。在仍为孩童的我之观念中,那里实际上无异于天涯海角我们很难相信不谙世事的稚童会产生如此世故沧桑且不免带点绝望意味的念头,恐怕这并非真实自我原汁原味的念想,而是叙事自我或者村上本人在擦拭蒙尘的记忆时由衷的叹息。因此,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小学与其说是基于地理方位的慨叹,不如说是久远的回忆与我之间相隔的那千山万水,不用说,中国正静默地伫立在我生命天平的那一端,推送着无言的惆怅。

考试那天,我怀着黯淡的心情坐上电车赶赴中国人小学,在留心辨识目的地前,我便知晓了其准确所在,因为很陡的坡路上几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朝同一方向行进在我眼里,他们只是默默走路,没有人往地上拍皮球,没有人扯低年级同学的帽子隐现在我脑中的是某种不均衡的永久性运动这真是耐人寻味的一幕,本该是朝气蓬勃、叽喳声不断的孩子,却面目模糊、肃然无声,作为战胜者的后代,他们寄居在前殖民者的土地上,身份尴尬微妙。中国人及其周边的一切,只有在其中国性尽可能地被淡化时,才能赢得战后主流社会的信任,即便是天真的孩童也不能例外。修宪后的,试图用一种对他族的同质化想象来补偿安全感的缺失。作为胜利者的中国族裔经受着荣耀享受者—迁徙者的双重身份转换,而谨小慎微与有意识地去中国化也是流散群体面对前殖民者的傲慢与有色眼镜时无奈的自我保护之举。

这位身穿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转眼即可忘掉色调花纹的很难留下印象的领带的监考官,以一种反讽强度罕见的方式使我晓得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并铭刻至今—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在并不冗长的讲演中,监考官首先将中日形容为应当和睦相处的邻居,双方建立起基于相似之处的信任后应当以沟通的方式来调和不相似之处,虽然沟通有时不免受阻,但互相尊敬无疑应是重要的环节。切口虽大,但监考官的着眼点却极为细微务实—必要的礼仪与规范,他委婉地告诫座中的孩子们大家也不要往桌面上乱写乱画,不要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面乱来在一长串令人略感不安的沉默之后,39个学生答之以明白了唯独我连口都没有张开。这是饶富意味的一幕,来自战争受害者国度的监考官,既没有摆出指陈与追诉战争往事的姿态,也并未以一个准人的角色来检讨或反省历史,相反,他选择从第三方的立场出发,技巧性地绕开历史,着力强调一整套繁文缛节的重要性。战后为数众多的人刻意淡忘并未远逝的历史,他们希冀通过维护既有的内生性规范以重塑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明体系的信心,监考官的迂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试图迎合这令人堪忧的现状。

小说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二个故事的开端,村上延续了他对中国人的无差别化处理,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虽说是中国人,也并非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并非他们具有共同特征”而这一次村上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方式来为看似自愿的同化声辩—超越民族性之上的个体特性: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固然千差万别,但这点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完全一样。我常常想,人的个体特性之奇妙,真是超越任何范畴任何概论。”这是一次含义深远的奇妙反转,村上为群体的均质类同捕获了普适性的存在空间,族群身份标志的褪色恰恰肇因于个体意识的觉醒,村上完成了事关集体”之话语的祛魅,在村上的心目中,个体唯有挣脱他身系其中的族群的牢笼,方能获得解放,作为个人主义者的村上,恰如黑古一夫教授所形容的,…与他把‘中国人’作为同样的人来平等对待的态度是有相通之处的。一视同仁地与‘世界’保持等距离的生活方式,足以证明‘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已深深扎根于村上春树的内心”

舞台转到东京,故事的女主角,我所遇到的第二个中国人—在文京区一家小出版社的仓库与我”一同打工的华裔女大学生现身,她沉默寡言,村上则一如之前,赋予她一段平淡的描写,她十九,和我同岁,个子不高,换个角度,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在她身上,你已难寻中国的印迹,虽说是中国人,但她生在,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生活的况味总在不经意间被挖掘,我”在短暂的共事中,发现女孩干活热心异常,…而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很难表达确切,总之她的热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所以,大多数人都跟不上她的工作节拍,中途气恼起来。” 热心的中国女孩,她希冀用速度和节奏来达致内心的平衡,只有当步调与这有条不紊的世界相吻合时,她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而一旦生活的流水线受阻于某颗小螺丝钉的松动不得不停摆片刻,恐慌便会弥漫她的内心,例如只因一时马虎而使仓库作业顺序出现稍许混乱,她便约有30分钟陷入一种精神危机”她不再是具有何等中国韵味的边缘一族,而是一位很难与同龄人区分开来的都市女孩。

出版社兼职结束的那夜,我”邀她一同跳舞喝酒,全然放松之后的筋疲力尽让彼此都极为享受。送她上电车之际,我”鼓足勇气请她在迪斯科舞厅火柴盒的背面留下号码。她道别登车,其形象却辗转于我”的脑海,怅然若失间,我”恍悟到自己阴差阳错将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山手线。约莫50分钟后,我”等来了神情微妙的她,然而,我”相当诚恳的道歉与解释都无济于事,她固执地认为这差错源于她一直以来的无趣,和我在一起根本没意思”她噙着泪水自述:求你,扔开我别管。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不对头,心想算了,就一直在相反方向的电车上坐着没动。但过东京站,一下子没了气力。一切都让我感到厌倦,再也不想落到这个地步。”日复一日继而厌倦继而迷茫继而绝望,这是典型的都市现代性症候,既然虚无的海洋足以淹没生命的律动,村上便借女孩之口完成了以她为代表的不再有中国痕迹的华裔的自我否定—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夜幕深沉,怅惘的我”犯下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之后我”找得极为辛苦,也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可终归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纷乱错综的世界上,年轻的心在哭泣。在现代性的迷墙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生活被碾为齑粉,我们丰盈的生命之水被抽干,灵魂在生产、消费等无休止的价值循环过程中被挤压、榨取为飘浮的空壳。个人主义者的村上否定了以集体话语作为其意识形态生产内核的极权主义成为某种超越现代性”途径的可能性,但他也绝不甘于沦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同路人。我们愿意相信,这两次失误皆为无心之举,但村上恐怕正是希望借助这样的无意识”或者天意”来表现他对那些褪去国族外衣后,无所顾忌地奔向现代浪潮的人群的难以苟同。或许,通过对中国女孩的生活施以小小的惩戒,村上正试图唤起她的族群认同,以积存生命的能量,重获生活的在场感。

第三个中国人尚未登场前,村上即有简单的交代,之于我”他是那类熟悉的陌生人,曾是高中时代朋友的朋友。重逢是在一个阴冷的午后,当他道出我”的名字时,换回的却是愕然,于他,我的记忆中仅有大块的空白,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相比监考官,他所着西服的藏青色、领带的齐整,都留给我”深刻得多的印象。对话持续推进,我”潜藏在深处的记忆也开始蠕动,当他透露自己现时的行当是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时,咣”地一声,往日的印象碎片复原了,…不过是朋友的朋友那种程度的交往而已。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精明能干的中国人,投身于节拍紧凑的商业社会,虽然他没有提及,但我们不难揣度特殊的身份或许会带给他的惶惑,他的自我外化为异己之物”竟至于自己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落到沿街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这个地步的”敏感的心性渐至于迟钝愚鲁,在善于捕捉感性体征的我”的视域里,这便是磨损”资本便是借助此种物化的力量来奴役鲜活的灵魂,而作为社会的局外人,异乡客的将他逼回了中国人的狭仄生活圈,当自主与独立再难保全时,族群内部恒有的情谊与温暖将显得难能可贵,那类似原始氏族社会的人际保护网是所有落魄者的安身之所。此时,中国”所蕴涵的感召力不言自明,心乡何处是,中国人在哪里,哪里便是中国。

战后,旅日华人因其寄人篱下的敏感身份而将族裔背景视作禁忌图腾,他们竭力去除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凝视与疑虑的身份负荷,在一个历史的边角被删削殆尽的真空世界里,他们谨慎地防范前殖民者残存的敌意,如上文所述,村上对此予以了有所保留的同情式理解。

随着经济的腾飞与历史伤口的愈合,资本逐渐取代民族、解放等话语成为最具魅惑性的支配力量,它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俨然成为无可置疑的格局主导者。作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村上固然对自诩天然正义的集体话语高度警惕,但人类的普遍处境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与思考。20世纪60年代末期,与其说族群身份的消融是刻意回避下的人为脱落,不如说这是以资本为驱力的一体化进程中的自然现象。在现代性能量过度释放的都市里,身无所系、无所依傍的个体必然将体会到渗透于空气中的孤独与虚无,而族群身份的隐退与失效大大加速了这一群体的扩张,厕身其间的随波逐流者们渺小、麻木、孤独、无助,审判这些被时代裹挟的受害者无疑是对道德制高点的窃据,然而,村上还是通过几场无意识的梦魇温和地羞辱或者说惩罚了他们中间的代表—中国女孩,当然,村上借此抗议的正是族群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话语和行为模式的式微,他通过充沛的象征力量表达了拒绝成为同谋的立场。

面对扑面而来、足以令人窒息的商业化浪潮,终有人选择了回归。与村上及我同一代的旅日华人在披荆斩棘、屡经变故后,其变形的灵魂已再难契合于自身的躯壳,在绝对真理与绝对价值已被宣告不复存在后,他们随时可能蹈入虚无之境。族群继而成为他们身之所倚、心之所系的救赎之物,村上通过我的一次不易被察觉的选择,含蓄地表现出他对这一退步的褒扬。

在村上春树的记忆之宫里,中国是奏响他生命之音的琴弦中最悠远的那一根。他以作家的普世情怀叙写了战后旅日华人百感交集的异乡心绪,也以极大的同情记录了他们蜗身于自我与族群之间的焦灼、彷徨。村上以作家的感性直觉到族群并非永无风暴的港湾,但在他人即地狱的世界里,我们无不受到无觅归处的困扰。通过对数个世代的中国人之族群意识的状况再现,村上浓缩了时代的背影,将一个世纪中国的愁风苦雨细细地滴入时间的沙漏,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6)

你不可不读的萨瑟兰

以我的经验,在谈论小说、诗歌、戏剧甚或以文学”作为言说对象的论著中,如果出现互文性”叙事视角”去政治化”之类的字眼,那么这本书一定味同嚼蜡,与趣味无缘,与个人识见无关,与灼人的洞见以及审美决断相去甚远。因之,那些启悟人心、能在浑噩的时分惊醒我们的批评文字每每出于作家之手,譬如亨利?詹姆斯、米兰?昆德拉与戴维?各自写就的同名漫谈《小说的艺术》E?M?福斯特(603806,股吧)的《小说面面观》翁贝托?埃柯的《悠游小说林》巴尔加斯?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奥尔罕?帕慕克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华语世界中,阿城的《闲话闲说》张大春的《小说稗类》都是个中妙品。

遗憾的是,以上数作,往往不受大学文学系的青睐,我们的教授,囿于学术共同体的话语伦理,不得不屈从于既有规范与理论纵深,作家臧否文章人物,不泥陈规,见真,既然卸去了镣铐,便拿不到学院舞会的邀请函。在大学的论文写作课程与研究生的推荐书目中,有两种关于文学理论的著作总是被反复提及,一本是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一本则是特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前者出版既久,论述又全依着亚当斯与瑟尔编选的千页巨著《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可谓有转述之功,得一个精简扼要的名声,但今日视之,不免流于浮浅,而伊格尔顿一著,确为可堪玩味的佳构,然实非初学者的入门读物,其他暂且不表,单论其审视新批评时对F?R?利维斯与《细察》杂志的勾勒铺陈,这一番寻索背后所蕴藏的对英国文学史及批评脉络的文化释读,又岂能为不谙此中原委的我辈新人所领会?一本杰作,如若初入门径的读者苦读之后不过得其精义之一二,不如待知识结构丰沛后再去摩挲涵咏吧。上述二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一种浅出而不能深入,一种深入却不能浅出,就一份有关文学研究领域新晋成果的可靠清单而言,均不是理想读物。

那么,约翰?萨瑟兰在英美学术界的声望究竟如何呢,是散兵游勇、边缘性的小角色,抑或是众望所归的扛鼎人物?检视他的履历,萨瑟兰历任爱丁堡大学助教、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后转任伦敦大学学院诺斯克里夫爵士讲座教授直至退休,他还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同时兼任英国索引家学会主席,并曾于2005年担任英语世界最权威的奖项曼布克奖的评审委员会主席。若种种头衔,尚不足以显其煊赫,那我们不妨转引萨瑟兰在本书文学批评权威”一节中的有趣数据,依据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数据库的统计,学者、批评家的被引用次数排序如下:特里?伊格尔顿(415)弗兰克?克默德(208)雅克?德里达(164)伊莱恩?肖瓦尔特(154)米歇?福柯(72)此中人物,都是第一流的名家,那么萨瑟兰呢,如他戏称的那样,是非常值得尊敬的218”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便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相应的搜索,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尚无一篇以萨瑟兰或其著述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遑论硕博士论文或研究专著,而福柯、德里达、伊格尔顿在中国学界所受追捧,无需赘言。

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7)

愉悦通向伟大

InaStationoftheMetro

Theapparitionofthesefacesinthecrowd

Petalsonawet,blackbough.

毋庸置疑,从荷马史诗到,从到普鲁斯特的经典序列象征着正统、优雅、荣誉与权威,然而在新秩序的追求者眼中,它们意味着狭隘的视野、帝国的傲慢和智识者的排他性。让旧有的毁坏、崩塌,解放文学的巴士底狱,重述文学史是文化革新者的核心使命,在他们开列的崭新清单上,我们看到了纳博科夫、唐?德里罗、多克托罗、约翰?巴斯、朱利安?巴恩斯的实验作品,拉美文学时期马尔克斯、科塔萨尔、胡安?鲁尔福诸人的力作,以拉什迪、奈保尔、石黑一雄的创作为代表的后殖民文学,钦努阿?阿契贝、本?奥克利、本?哈?杰伦领衔的文学以及由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爱丽丝?门罗绘就的女性主义文学图景。相比前辈们所经历的漫长而繁琐的认证期,这些作品的登堂入室不过是在一个世代间。新经典无疑是觉醒的二十世纪对自身的重要发现。

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8)

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课堂上,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他表述过类似的观点:莫言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翻译葛浩文,要我说,葛先生的翻译简直就是创造性的编译,他美化了莫言的故事与文字,英语世界中的莫言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顾彬是个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他的心里,莫言创造的世界有些偏弱,还达不到诺贝尔奖要求的强度。但毫无疑问,葛浩文是个顶尖的翻译家,有的时候,他甚至越俎代庖,在小说未臻完美之处为之补缀。

夏志清曾称赞葛浩文是公认的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也是普通读者对于葛浩文的第一印象。事实上,葛浩文首先是一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1972、73年间,当得知葛浩文正在撰写以萧红为对象的博士论文时,夏志清停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转而瞩目于端木蕻良,他原本希望以一篇重量级的专论弥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遗珠之憾。显然,葛浩文身上的潜力与天赋,让夏志清感到有必要为这位后起之秀一方舞台。

葛浩文醉心于翻译,但治学四十年,存下的各式文章亦不在少数,几经搜寻,便辑出这本《论中国文学》看题目,简洁明利,不事虚张,其中的不少篇目即属外部研究,着力于史实考辨与语境复原。如《萧军自传及其他》不仅将英文版的萧军自述译回中文,也详举彼时萧军研究的各项资料,可谓嘉惠学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则概述十年间北美汉学界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可喜成果,我们由此而知今日汉学之胜景来之不易;《鲁迅和他的遗产:在美国召开的鲁迅一百周年研讨会点滴》展现了1981年在伯克利举办的鲁迅研讨会的某些侧影,虽是报道口吻,但细节丰沛,人物跃然纸上,既是中外知识生活的有趣比照,也再现出解冻初期国内文学研究缓步前行的艰难步伐。这些综论性、绍介性的文字,成文既早,又受时效的制约,今日视之,不免觉得落伍,但作为文化学的资料,恰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剪影、人事瞬间。

个人生命的完整风貌总会为他杰出成就的光芒所掩盖,就像我们津津乐道《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却很少提及那个忧郁的爱尔兰诗人。也许一个世纪以后,葛浩文的形象将愈发固化、愈发清晰,作为中国文学最忠诚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与巴金、老舍、萧红、李昂、莫言等人永存于世。但我们也不应遗忘作为批评家的葛浩文,26岁那年,他与汉语结缘,自此,那个不羁的青年士兵仿佛从人生的中醒来。在往后的年月里,我们得以他的困惑、他的沉思与两种庞杂的文明施予他的魔力。

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图9)

最是寻常能动人

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近来时刻觉得时间过去之快,成为经常的精神上的压迫。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

我只摘出这三句,大概便可模拟出笼罩在张爱玲后半生命途之上的阴霾。她对时间是不信任的,因之也有了一点点犹疑、一点点悲凉、一点点焦虑。正是这一点点使张爱玲的目力异于常人,继而渗入笔端,生发出那易于蹈袭却难得其真味的韵致。

张爱玲迁居美国后,生活不易,此中详情,虔诚的张学家们多有考证。可陷常人于困顿的不如意,频频光临她孤立无援的异乡生活,丧夫、多病、虫灾,难以抛就的世俗物与亟待静心潜入的艺术世界,在两端撕扯着她;艺术家或可偶逢的幸运,张爱玲却往往无福尽享,费劲周折申请下一笔研究经费、又为琐事分神以致计划搁浅,在伯克利加大谋一份研究员的职位、受累于天性中的避世而难以博得主事者陈世襄的赏识,一俟首任聘期结束,她也再难立足。

以上种种,都可见诸夏志清先生细心评点辑就的书信选中,张氏的自述、杂忆以及旁人的散记、追念亦可作参差的互证。这位现代中国的天才女作家,毕竟不容于远为激进的红色中国,属于她的时代倏忽而来,又倏忽而逝。去国离乡之后,张爱玲籍籍无名,仿佛不满于她昔时的风光,生活报复性地施予其种种难堪,她自然疲于应付,生活可以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毁掉菲茨杰拉德,可以用酒精依赖症击垮,也可以用无休止的琐碎与庸常折磨张爱玲。1960年代以后,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问世,张爱玲的创作重获重视,声望日隆,及至晚年,读者、评论家对她的敬慕恐怕更胜当年,可惜她的房间早已容不下一张静谧无忧的书桌。张爱玲也许从未有过才华枯竭的恐惧,但漫无边际的虚空不啻于将她敏感的心掷入荒原。

蒙夏志清先生誊写并详附按语,这一百三十四封书简得以献诸普通读者,书名不作惊人语,极是朴素端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作家的一大幸事,便是有一位忠实于她的批评家,他需识见过人且能激赏其才华,又可取信于读者而作有效的绍介,有如埃兹拉·庞德之于乔伊斯,或是埃德蒙·威尔逊之于纳博科夫。受限于政治情势,1950年代末期的张爱玲早已不复往日荣光,不过十年间,她便如冰山没入海平面,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与当代写作实践的缺席者。夏志清独具慧眼,在《小说史》中为她专辟一章,同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钱锺书分庭抗礼,更将《金锁记》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杰出的中篇小说,叹赏之情,可见一斑。两人的鱼雁往来自夏志清奉寄《小说史》始,终于张爱玲逝世前一年,除却张爱玲为顽疾所缠的两三年,通信鲜有中断。夏志清与张爱玲谋面不过寥寥数次,日常事宜的交流全凭这纸上言,可说是最为士子珍视的君子之交。但这不妨碍张爱玲将夏志清引为知己,下笔也自然无需遮掩,少了许多虚饰客套的陈词。她常将目下的难处和盘托出,在美生活期间的种种不顺遂,以及生计之困顿、写作之停滞,在信中都有毫无保留的直陈,细腻可感,是张学研究的第一手,也是第一流资料。

夏志清凭藉《小说史》一著,揽下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成为炙手可热的汉学明星,此后笔耕不辍,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出版,已是执欧美汉学界之牛耳的大学者,稿约不断,台港报刊对他也极为重视,颇负盛名的《联合报》文学奖便邀其作为评委。初出茅庐或尚未扬名的,若获其青睐,便可进入学界的研究视域,在一般读者中也可赢得出手不凡的上佳印象。借着批评家的声誉与出版传媒界的资源,面对张的嘱托与求援,夏志清总是不吝援手、倾力相助,无论是代为接洽出版事宜,还是求索不易寻获的参考书籍,抑或是举荐作保,他都亲力亲为,张爱玲很受感动,这是一种不受利益沾染的友情。我们常在信函中读到类似的表述—你我既是知己,我便不必言谢,但如此情谊,我仍要记一笔以慰你心或者在你我便不道谢了,想你不会见怪那份赤诚,那份纯粹,溢于言表。

国内治现代文学的学者,熟读文献资料的不少,文坛掌故、逸闻趣事皆可信手拈来,但精擅外语的不在多数,其中具有国际视野的,更是寥寥。偶有兼备者,从事的都是古板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谓主题学,所谓媒介学,所谓源流、版本、流散,几无生趣,如此窘境,累叠出一幅怪诞的画面---治现代文学的,便不读外国小说,精于西洋文艺的,因为不熟悉语境,便也插手不了相关的研究。这与民国文坛的活泼生态大相径庭,彼时的名作家中,兼擅外语者不可胜数,而1920、30年代也正是欧美现代主义勃兴之时,北平、上海都是远东重镇,通衢便利,与外界通邮已非难事,若从作家个人交游的视角考量中外文学互动,想是极有趣的着力点。以张爱玲为例,她的英语极为纯熟地道,读书之余,可曾与心仪的当代西洋名家通信?前此的研究资料中,尚未得见相关考辨。倒是在这一册《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可揣摩出一些端倪。根据夏志清的说法,张爱玲与普利策奖得主、当时的名作家马昆德相熟,在给宋琪的一封信中,张坦言《半生缘》其实是根据马昆德的《普汉先生》所改写,莫寄台、苏友贞分别就此写过长文加以评析,我好奇的是,张是因书得以结缘马氏,还是先有人情上的牵连、嗣后镜鉴其书以成己作呢?相关的资料尚付阙如,期待有心人循此线索,加以补白。

另一位与张爱玲有交情的美国作家想必出乎读者的意料,他正是近来颇受出版社及读者追捧的不羁才子·卡波蒂。《怨女》的英文版印行后,恰逢英镑贬值危机,销路不佳,张便想延请几位名家过目后予以评荐,当即选的就是卡波蒂。在另一封信函中,她告诉夏志清卡波蒂并未回信作答,因为早忘了看过《秧歌》我们知道《秧歌》是在香港美国新闻处的襄助下,方获发行,卡波蒂过目此书,多半是美新处请他事先审读,提出评鉴报告,既如此,张爱玲得以与卡波蒂通信,定是卡波蒂对《秧歌》大为欣赏,进而发展了私人友谊。两人都是天才型的作家,写作伊始,便是通途,卡波蒂十七岁便文名大盛,张爱玲更是早慧的典型,在此一面,他们或许多少惺惺相惜。

既是私人信函,两人兴味所至,免不了要臧否人物、笔涉世情,熟谙台港知识界与文艺圈的读者能从中读出不少秘辛与轶事。提及张恨水,张爱玲毫不掩饰喜爱之情,附了一句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初想,这场面极为怪异,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再一思,却添出几分世态的吊诡来,确是饶有趣味。虽幽居不问世事,但张爱玲的眼光依旧尖利如初,未尝得减半分,从夏志清与钱锺书的合影上,她看出他去年在意大利才知道你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跟你合摄的照片上他眼睛里有狂喜的光”一代狂生,虽曾表示悔其少作,但遇有名家称许,自然大感得意,这种隐现的心绪,是逃不出张爱玲的眼睛的。对于后辈作家,张爱玲提得不多,唯一的例外是蒋晓云,对这位夏志清钦点的张派”传人,张爱玲有称许、有保留,其中数篇她谦称没看懂”有几篇她又觉得过于显白,当然也有佳构令她动容,她丝毫没有因为夏志清的力荐而丢失自己的判断,这是迂,这是直,这更是诚与真。

晚近几年,每有张爱玲的遗著问世,便是出版界、读书人间的大事,其著作不仅畅销,而且常销,譬如《小团圆》单是大陆,销量已在百万册之上。而她在世时,作品行销所及,不过是台港两地,虽则据信件披露,皇冠出版社予其的版税为15%,相当公道,符合大作家的身价,但销量毕竟有限,年入不过2000美金左右,而这已是张爱玲唯一的固定收入。如若大陆的版税收入能提前惠及张氏,则她的晚景绝不至于如此凄凉,以至于殁后三四日方为人发现,以她的天才,兴许又能为我们读者留下数册精美耐读的文字。

这些信件,不能保证读者得以进入张爱玲的心灵世界,她这样澄澈深情的灵魂,又岂是纸页上的言语所能涵括的?但我们多少能体悟她曾身临的寒意与领受的温情。夏志清的批评不是阿谀奉迎、虚与委蛇的捧场文章,他以才情赢得张爱玲的信任,以真情赢得张爱玲的真诚,他们在纸上的相遇,演绎了一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传奇。他们因文学而邂逅,又书写了各自的诗样人生,冲淡、从容、平和,从寻常中来,往寻常中去,却道是,最是寻常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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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本名张瑛,1920年(一说为1921年)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原籍河北省丰润县欢喜庄乡大齐家坨村,张姓该村大户,张家至今人丁兴旺。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她家世显赫,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都是清末名臣。1944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终年75岁,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一个星期。9月30日,生前好友为她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后,骨灰被撒入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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